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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变法始末勇于任事敢于创新虽败犹荣

发布时间:2020-02-15 17:05:14

王安石变法始末:勇于任事敢于创新虽败犹荣

王安石变法:纵观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,深感他一方面忧国忧民,勇于任事,敢于创新,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感;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,行藏自如,既极于有为,又能尽于无为。的确,他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,是一位智商、情商、财商俱高的改革家。他推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,对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,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,改革“以择术为始”,从改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,创新学理、政理、事理做起,打破思想桎梏,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、经世务实的新经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。

公元1069年(熙宁二年)2月,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,自此正式参与政事,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。据《长编拾补》记载,王安石与宋神宗论治国之道,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,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,当以尧舜为法。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,行先王之道。神宗对王安石说,人皆不知卿,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。王安石对神宗明确地说:“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,果不足以经世务,则经术何赖焉?”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洞无用的经术,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,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。用今天的语言来说,就是变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,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,经世致用,不尚空谈。

王安石认识到,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,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、落后、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,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,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,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“以择术为始”的思想理论准备。面对重重压力,王安石一靠谋略,二靠勇气,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,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,不要打退堂鼓,要急流勇进。王安石对神宗说:“陛下方以道胜流俗,与战无异,今稍自却,即坐为流俗所胜矣。”在神宗的支持下

,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,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,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。

其次,改革方案深思熟虑,全面配套,从改革科举、培养人才入手,着力于理财治军、富国强兵,先易后难,步步深入。

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:一是贫,财政收支不平抵,国库年年赤字;二是弱,十战九败,岁岁输钱帛于辽夏。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,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,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。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。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,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,只是开支过大,造成入不敷出。军队数量庞大,但是战斗力奇差,几乎每战必败。王安石认为,要解决兵多而弱、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,必须变法革新。

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,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,于公元1059年以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进献朝廷。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清,外困夷狄,财力困穷,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,人才缺乏;制禄太薄,不足以养,迫使官员廉耻日毁,贪污盛行;再加上风俗大坏,以奢为荣,以俭为耻,又不得理财之道。针对这些问题,王安石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,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,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、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、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既深思熟虑地进行顶层设计,又摸着石头过河,全面推进改革。

再次,选择“变风俗,立法度”为改革突破口,确立“以中人为制”的改革决策模式,运用法治的力量推进改革。

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,欲达此目标,变法改革如何起步,从何处入手呢?王安石明确提出:“变风俗,立法度,最方今之所急也。”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,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,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。所谓变风俗,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、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,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。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,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,才能改变社会风气。王安石认为,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,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,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,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

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,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,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,采用了“常以中人为制”的改革决策模式。王安石指出“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,至要而不迂,至易而不难”,因为“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”。所谓“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”,就是按照大多数人(中人)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,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。只有以中人为制,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;贯彻执行法令制度,只有易知,才会易行有效。王安石这些决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。

最后,审时度势,行藏自如,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,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尺度,防止社会矛盾激化,减少改革风险。

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系统表达改革方案,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,长达10年之久。在宋英宗期间,皇帝体弱多病,又与太后关系不睦,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,他乐天知命,不慕富贵。他深知,时机未到,妄求进取难有作为。公元1067年4月,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,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,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。因而神宗即位不久,便召王安石入京。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,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。

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,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,坚决反对垄断,极力主张抑制兼并,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,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,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,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,增加改革的风险。

公元1074年4月,在改革变法取得明显成效之时,宋神宗认为是他“自奋英断”之日,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剧,逼王安石下台。王安石毫无野心,不争功,不争锋,主动请辞。吕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,野心暴露,屡起大狱,打击改革派。神宗又于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复职,此时再兴改革,已举步维艰,不足二年他便离任了。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,表现出一种出入自在、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。

王安石变法革新,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,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,都是正确的,效果也是明显的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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